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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关内外“通邮”贴用邮票

来源:未知 发布于 2020-12-04 浏览
  东北中华邮政撤入关内后,伪满邮政于1932年7月26日开始发行邮票。从1932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 降,伪满邮政共发行37次159种邮票

  1932年9月,东北爱国将领苏炳文在国难当头之际,率部 英勇抗日,出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,活动于海拉尔、满洲里 —带。为了反满抗日,苏炳文于9月27日指令海拉尔、满洲里邮 局,将伪满邮票加盖“中华邮政”字样方准出售、使用。此举引起 日伪邮政当局的恐慌,遂采取紧急措施,凡发现贴有该加盖票 者,除扣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外,邮票必须揭下,另册保管。此加盖 票集邮界称“苏炳文加盖票”,加盖原票为伪满第一版普通邮票, “中华邮政”四字为木戳手工加盖,自右而左,皆加盖在原票的上 方,加盖颜色有红、黑、紫三种。

1933年11月,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执行妥协退让方针, 欲以牺牲局部利益维持对日“和平”,继续贯彻“攘外必先安内” 的误国政策。在这种背景下,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到达 北京,在同南京政府的代表黄郛、何应钦谈判《塘沽协定》的“善 后”问题时,他要求中国指派代表谈判关内外“通车通邮”问题, 企图利用通车通邮迫使国民党政府公开承认伪“满洲国”傀儡政 权。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,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遭到了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的一致谴责,不得不暂时拒绝了冈村的要求。但邮递阻断,汇兑停顿,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、经济,而 且给关内外民众带来极大的不便。1934年4月,南京政府作出 了可“酌量赞同”与东北通邮的决定。9月,南京政府派出髙宗 武、余翔麟为代表,与日本关东军“嘱托主席委员”藤原保明、代 谷胜三在北京谈判关内外通邮问题。南京政府代表坚持不承认 “满洲国”的原则,提出不用伪满现行邮票,不与伪满直接交换邮 件及日戳上不用“新京”字样等为通邮前提条件,而日方代表则 气焰嚣张,咄咄逼人,提出《关于满华间通信办法之暂行规定》一 案,坚持必须承认满洲邮政所,邮票上必须有满洲邮政所字样, 邮戳须用满洲现用文戳等,并要求除普通邮件外,快信、汇兑、挂 号、包裹等均须恢复办理。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,数次陷人僵局, 近乎破裂。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圭在最后时刻奉命北上活 动,终于在1934年12月14日达成了《通邮大纲谅解事项》9项 条款,包括《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》7条,附《处理出进山海关、古 北口邮政汇兑暂行办法》各1件。其主要内容是双方通邮在 邮政机关间进行,在山海关、古北口设立转递机关;之通邮用之 乙方(关东军)特种邮票上,不加印“满洲”或“满洲国”字样;1 邮戳在乙方用欧文;4邮资由双方邮政主管机关各自定之; 通邮事务之文书(单据在内)尽量标用公历; 通邮日期为次年 1月7日;通过西伯利亚的邮件照旧办理,等等。根据这项 “协定”,1935年1月10日起,关内外实行通邮;2月1日起互通 包裹与汇兑。至此,南京国民政府对东北的邮政封锁宣布取消。

  为实行关内外通邮,伪满洲国于1935—1937年发行了专门贴用于寄往中华邮政管辖区信件上的“通邮”邮票。这组邮票 上虽无“满洲国”国名,但有伪满“国徽”图案,这一设计充分暴 露了日伪当局的险恶用心与卑劣伎俩。从1935年1月1日至 1937年4月1日,伪满当局共发行4版14种“通邮”邮票。因邮 政资费调整,1937年4月1日又发行加盖改值“通邮”邮票1套 9枚。
伪满洲国发行的“通邮”邮票,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产物和历史罪证,其与后来日本在华扶植的各类伪政权所发行 的邮票一样,是一种特殊的邮票种类。

  限地区贴用邮票的发行,是中华邮政当局在军阀混战,政局 变幻,外患内忧,金融动荡的历史时期,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举 措。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因各地币值悬殊而给邮政部门 造成的巨大损失,但毕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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